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对《电子商务法(草案)》(三审稿)进行了审议。与此前的二审稿相比，三审稿对于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定义、登记范围、大数据杀熟等都做出了新的规定，并在多处强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多位专家认为，该审议稿更加重视消费者权益，并对电商热点问题作出了相应规定。(7月4日《云南经济日报》)

　　大数据杀熟有多凶猛，则公众对立法的期待就有多强烈。受众多案例的影响，大数据杀熟的危害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数据技术的价值走偏到了令人惊恐的地步。前不久，有网友质疑携程利用大数据手段“杀熟”，针对不同的手机、不同的用户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导致出现“酒店同房不同价”等问题。也就是说，同样一个酒店房间，不同的人搜索出来的价格可能不一样。

　　尽管携程给予了否认，但并没有获得公众的认同。之所以尚未得到“实锤”，皆因这样的案例往往基于个体的感受，加之受日期、支付方式、是否含早、取消政策、不同供应商等原因的影响，极易给平台以逃避责任的口实。笔者就曾被携程杀过，作为一名长期使用该平台的消费者，正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才发现了携程式杀熟的隐蔽性与差异性。我不止一次碰到，携程平台提供的酒店价格，实际上比酒店前台的价格还要高。现在一个疑问在于，这样精细的价值差异，最后究竟进入了何种渠道?

　　很多消费者反映，平台大数据杀熟除了针对不同的手机、不同的用户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导致出现“酒店同房不同价”等问题外，还强行制定所谓的规则，比如收取热门酒店的保证金。我问过酒店，这是平台方单方面的举措。很显然，这样的行为实际上限制了旅客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完全属于霸王条款。不难看出，在大数据杀熟的操作中，相关平台已有一套极为成熟的手法。数据的精细化最终体现为手段的差异化，每个人在享受数据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会成为技术的受害者。

　　大数据本身并无原罪，即所谓的“技术中立”，然而技术能否被合理合法的使用，却关乎于“技术价值”。如何规范算法和数据使用，其原理就如同规范“菜刀的使用”一样，对使用行为进行规范以避免被滥用，则应施以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压力，实行有效的德法治理。在道德层面，正如一些评论所称，“大数据杀熟，别逼客户弃用”，意即消费者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让杀熟的平台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继而对自身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保持足够的定力。同时要以成熟的市场行为，尤其是良性的竞争实现正淘汰，以发挥最大的倒逼效应。

　　实践证明，道德的力量相当有限也存在不确定性，法律工具和手段才能发挥兜底作用。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薛军认为，治理算法推荐引发的乱象，不能仅呼吁平台、技术研发者道德自律，不能只停留于倡导“算法也应具备良好的价值伦理”，而应将算法的价值伦理上升为法律规范和原则，使其具有法律的刚性，以强化对算法推荐本身的法治监管。

　　立法过程其实也是社会共识的形成过程，对于算法与数据的立法规范，已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原则，即对大数据的收集、使用和推送，应当建立在知情权的基础之上，规范了对数据的使用行为，也就避免了被滥用的风险。大数据是来源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与数据，具有独一性和特殊性，属于保密性极强的“个人隐私”。从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的角度出发，都必须明确刚性的边界与权限，即电商平台未经消费者授权同意，不应当提取此类数据进行加工，如果没有获得授权，在消费者不知情或者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应明确禁止推送行为，如果刻意推送就应当算作侵权。

　　携程“大数据杀熟”只是整个行业乱象的冰山一角，电商立法的“从无到有”的正视不失为一种进步。不过，只有立足于乱象本身并从源头遏制，既体现出“禁止”的刚性原则，又要明确“不准”的使用限定，立法规范才能真正达到预期效果，立法回应也才能“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