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智库是中国现代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国家文化战略、服务文化决策、创新文化理论、引领文化思潮的重要载体，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和事业的快速发展，文化智库取得了较大进展。当前，在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文化智库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一方面，在互联网重塑传统智库发展环境的今天，新型文化智库建设离不开互联网精神；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中的新型文化智库也拥有着更高的建设标准。
新型文化智库建设需要互联网精神
今天，互联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深深地影响了智库的发展和建设。互联网对文化智库建设的影响不仅在技术，更在精神——一种开放、平等、共享的互联网精神。
一是开放。即是打破人为边界的桎梏，让智库内外的信息、人才、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当前很多文化智库是比较封闭的，由于组织机制、身份定位、同业竞争等方面原因，许多智库特别是高校智库，其研究和讨论主要在自己院校和师生间进行，与外部智库交流较少，即使交流，也大多是与自身利益或人脉关系较密切的政府部门、高校或企业。俗语说，一人交换一个苹果，各得一个苹果；一人交换一种思想，各得两种思想。只有开放办智库，才能有更多观点和思想的碰撞和创新。
二是平等。即是在学术研究面前人人平等。智库应加强与各方专家、社会大众进行平等的沟通与交流。互联网创建的本意就是让人人拥有表达的平台。一些智库常常认为自己有业内领军人物、重量级专家，就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高，不愿意去倾听各方意见。其实学术研究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对智库而言，只有倾听更多人的意见，并对其进行集成创新，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同时在内部，也应推进组织的扁平化、网络化和民主化。
三是共享。即是将研究成果与最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分享，如此才能发挥知识创新的最大效应。智库要通过搭建开放式的通道和分享式的平台，将知识和思想传播到更多的人。这方面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是一个典型，其研究报告，除了涉及国家或商业机密的，绝大多数可到官网免费下载。例如2013年，网站提供了350份年度报告，下载量达750万次。
中国新型文化智库的理想特征
新时代需要新智库。基于互联网精神的新型智库应具备哪些理想特征？
第一，协同官产研（学）。当前的文化智库，官产研三者大体是割裂的。如果进一步看，官方和学校联系相对紧密，也许是二者皆为非市场机构，同时在话语体系上较为接近的缘故；而二者与民间智库相对疏远，沟通交流较少。事实上，三者各有优劣势，官方优在通道和资金，高校优在理论和人才，民间优在自由和接地气。因此，三者应以项目为载体，以信息、资源和人才流动为手段，实现三者协同发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角旋转门”。
第二，打通“学”和“术”。一个优秀智库提出的战略决策参考应该是具有前瞻性、专业性和可操作性的，这也要求智库机构是思想、理论、实践三位一体的。从实践（直接或间接）中得出理论，用理论沉淀思想，用思想影响决策；反过来，用思想推动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服务社会，从而形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现在许多文化智库要么重“学”，要么重“术”，还没有形成“学”和“术”的循环生长。
第三，融合实与虚。在互联网时代，现实和虚拟正在融合。新型文化智库也应是实体智库和虚拟智库的有机融合，通过虚拟智库推进实体智库的功能扩展。例如，通过智慧众包、众筹等方式，充分利用网络的力量和众人的智慧，集成创新出更多具有社会共识和影响力的决策建议，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智库产品来。
创建中国新型文化智库的基本路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打造新型文化智库，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主体新构。当前的官办、高校和民间智库应加强顶层设计，让智库成为一个着眼公益、自主运营、服务决策的独立法人，从主体地位上确保智库研究的独立性。
官办智库应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相对独立地开展研究和智库工作。一是要争取一定程度上的人事管理权，例如高级研究员以下的人员，智库可以自由聘请；二是要改变激励机制，将薪酬岗位等各种待遇与研究成果挂钩；三是要争取自由设立课题的权利，让研究人员有更多选择和创新的空间。
高校智库应增强自身独立性。一是争取成为有专职管理人员、有持续经费保障的独立法人机构；二是通过项目合作、合同聘用、成果购买等形式，以市场化的手段让学校有关师生成为智库的组成部分；三是可通过派遣、挂职的形式，实现官产学的互动。
民间智库应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以项目为纽带，加大与政府、学校的合作。通常而言，民间智库资金要么来自创始人，要么来自关联大企业，缺少可持续性。因此，强化自身项目拓展能力和盈利能力，逐渐实现“以战养战”，是民间智库必须迈出的步伐。
第二，模式新建。当前文化智库应加强在资金来源、研究模式、组织模式方面的探索与创新，为研究的独立性、专业性打下基石。
在资金来源上，要争取多样化，唯此，才能真正做到研究的独立性。当下，慈善捐赠文化处于相对弱势，捐赠税法也有待完善，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文化智库的资金将主要来源于政府以及部分企业和个人资金。可喜的是，互联网时代也为智库提供了新的筹资方式，例如通过众筹等手段，拓展研究经费的来源和渠道。
在研究模式上，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收集社会大众关心的问题，开展现实和长远的对策研究。加强数据分析、案例分析和模型分析，有的放矢，提出决策层信得过、用得上、可操作、实施后能够为社会大众带来实实在在福利的政策建议。
在管理模式上，要构筑“小机构、大平台”的模式。即建立理事会（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形成“理事会+院长+核心团队+大量兼职人员”的智库组织构架，推进开放式、整合式办智库。
第三，生态新塑。政府应从改变资金支持方式、开放信息与交流渠道、鼓励媒体加大智库宣传，为智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政府应通过“服务购买”而不是“办智库”的形式来支持智库行业的发展。服务购买是市场化行为，因此，可以实现以质量为准绳，对官方、高校、民间智库一视同仁，提高竞争的公平性和研究的独立性。同时可探索建立文化智库发展专项基金，对智库研究项目和计划给予支持。
要让各类文化智库拥有获得政府信息、数据和研究课题的公平机会；应探索建立各类智库向决策者提交成果、进行交流的畅通渠道，建立智库参与政府决策和递呈研究成果的长效机制。
要通过宣传引起人们对智库事业的重视，鼓励社会大众对文化智库的捐赠。同时，要促进相关部门机构与媒体合作，探索建立智库评分标准和年度排名制度。建议可按照“决策影响力、社会引领力、研究创新力、国际传播力、组织成长力”等五大指标，对智库进行年度评分和排名，激励文化智库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