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报道全文：

　　Wind Mobile与华为的合作感受

　　当加拿大移动宽带运营商Wind Mobile考虑投资3000万加元扩容移动网络时，其首席执行官安东尼·拉卡维拉（Anthony Lacavera）首先想到的全球领先的网络设备厂商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然而刚考虑招标时，拉卡维拉收到了其中一名竞标者的一个奇怪请求，中国设备厂商华为希望能租用Wind Mobile位于多伦多海滨总部的办公空间。

　　拉卡维拉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一请求，然后，华为25名工程师搬进来，与Wind Mobile的员工一起办公了，然后是拉卡维拉为华为人的完美工作而目瞪口呆，最后，这笔扩容合同给了华为。

　　当网络再一次需要扩容时，拉卡维拉再次找了华为。像Wind Mobile这样的运营商在建设无线铁塔及屋顶天线时，他们通常会签署一笔笔25万到50万加元不等的合同，一般在西方也认可这样的惯例：即接项目的企业外派五六个人，然后尽职尽责地完成这项工程，这种做法适用于大部分工程项目。

　　但华为就不同，拉卡维拉说，这家中国公司派来的工程师数量比一般公司多五倍，他们很快就把工程完成了。一般情况下，华为的价格要低一些，但除此以外，如果项目出现问题，华为的代表一定会出现在Wind Mobile的办公室里，他们通常会派来一个六人组的代表团，代表们默默地点头，表示已经知道了出现故障，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是先安静地接受责备，然后承诺会很快修复。

　　根据拉卡维拉的经验，遇到这种问题，一般老派的企业会推脱问题，责备Wind Mobile自己或者第三方厂家。但华为完全不是这样，拉卡维拉说：“即使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华为的人也只是坐在那里，默默把责任承担下来。”他怀疑的摇了摇头，“我看不到有任何其他企业有能力和他们竞争。”

　　象征着整个中国的产业转型

　　华为，这家总部设在中国南方的电信设备及服务供应商，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世界级选手，这家公司以其热切的渴望和进取心已经颠覆了整个行业，压低了由老派世界集团设定的产品价格。科技领域的很多企业认为，华为向产业链上游攀爬的长征象征着整个中国的企图，中国将像日本和台湾地区一样，超越廉价的低端制造，慢慢发展成一个可持续盈利的知识型经济体。

　　今年，一名西方移动通信公司的高管从华为上海办公室向下看着成百数千名的华为工程师，他低声叹道：“我们完蛋了”，被“我们自己”打败，他说的“我们”指的是整个西方。

　　但华为也有自己的问题，作为首家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非国有的中国企业，很多权力高峰的人并不相信它的成功故事。

　　从深圳的市中心到隔壁的香港仅需四十五分钟，开车行驶在这个繁华的工业化城市，道路两边绿树成荫，侧过头，你的目光会停留在台湾制造巨头富士康的工厂，这里有成千上万名进城务工青年，他们从事着全球科技领域最为繁重的工作，按照遥远的库比蒂诺（即苹果公司总部）设计好的iPhone进行组装，这里是今日中国经济最令人熟悉的一幕：工厂挤满了大片大片的工人，以其廉价的劳动力从外国公司的高利润池中分一小杯羹。

　　然而，当你把头转向右边，就会发现你正行驶在一个有很多低层建筑的中型城市，这里也是华为的总部，今天，正是这家中国公司重写了繁忙的意义。华为的总部大楼，也许它的象征类似于白宫，在总部大楼一层，工程师们穿着青色和白色的实验室袍，锤、冻、烧着公司的设备样品，以确保不会出现不合格产品，这些设备将运往尼日利亚农村、蒙古平原、安第斯山丘陵，或者其他华为业务遍及的140个国家的任意角落。

　　艰难起家树立独特企业文化

　　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和芬兰的大型主流运营商都在购买华为的设备，加拿大Telus和Bell公司的3G网络也由华为部署，华为现在在多伦多和渥太华都有很大的办公室，规模与华为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美国总部相当。已经到2011年底，预计它今年的营收能达到310亿美元。

　　华为的产品目录庞大得令人吃惊，在肯尼亚出售的Android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拉美和欧洲出售的先进电话会议产品。近来，又和业内其他人一样，华为也在推广云计算。为受灾地区部署便携式的无线网络，也为一些地区提供监控设备，这样的设备被称之为“超级眼睛”，是尼日利亚，柬埔寨和厄瓜多尔等焦虑的政府所需要的。

　　华为产品从闭路监控系统、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大公司的企业解决方案，到承载无线信号和数据的路由器、电路及天线，几乎一切产品。

　　这样一家公司是1987年才成立的，最早为香港一家企业代理电话交换机。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放开经济发展，华为开始了自己的研发，并将业务发展到国内蓬勃发展的沿海城市，而这里的竞争已经很激烈，西方电信设备厂商势力凶猛。华为找到了一个很小的切入口，为运营商贫困的农村市场提供设备，这里的基站设计比较微妙，创新不多，但需要防鼠咬、耐寒，除了华为，没有人愿意做这块市场。

　　在创业之初的这些日子，华为人学会了谦逊，高层管理人员始终被灌输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这种逐渐形成的文化，在后来与全球行业巨头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竞争时，显示出了锐利的竞争优势，这些西方巨头对待国内的无线运营商时蛮横无理，且收取高额费用。华为风气不仅有助于高价值的发达市场，在原始草原、乡村和新兴市场同样适用，比如说印度，为了应对迅速增长的移动数据业务需求，印度掀起了一股网络建设的狂潮。

　　谦逊的华为VS傲慢的对手

　　胡晓晖（Hu Xiao Hui音译），华为埃及的一名工程师，他回忆起与爱立信竞争阿联酋跨国运营商Etisilat的合同，华为在埃及约有300名员工，对手爱立信仅12名左右，阿尔卡特朗讯也参与了竞争，但胡晓晖说，这两个竞争对手的态度有错，他说：“我们跟西方人不同，我们都出生在农村，我们能生存的唯一理由就是为客户提供价值，但他们的响应和华为实在不同，我们是如此热切地渴望与我们的客户一起工作，”他停顿了下，“但他们有一点傲慢自大。”

　　在华为上海的大型研发中心，胡晓晖向来访者展示了公司在扩张的一个象征，办公楼往里走，一张堪比城市中任何一座摩天大楼里的数字化地图缓缓展开，一遍一遍地展示地球上没有边界的景色。

　　胡晓晖低声说，华为的LOGO现在已遍及欧洲，他说：“最初和欧洲运营商合作比较难，那时候，中国制造是低成本低质量的代名词。”当然现在因为华为再也不是这样了，他很骄傲能够代表公司去过全球的大部分地区，胡晓晖感叹说：“我们在欧洲尝到了努力的果实。”

　　华为文化的利与弊

　　华为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也源于它的庞大规模，在全球有超过20个创新中心，超过12万的员工，与爱立信的9万名员工相比，华为已位列第一。它的成功还得益于客户至上的文化，公司大量年轻的、技术娴熟的员工（平均年龄30，46%的员工从事技术研发，约7500名员工拥有博士学位）。电子邮件采访了几名新进华为的中国员工，结果发现他们为公司企业文化感到自豪，哪怕加班时间高于思科等外资IT公司，甚至还高于华为的中国对手中兴通讯。

　　和很多国有企业不同，人际关系在华为世界里作用不大，当然这在不同城市有所不同。在北京，很多企业困扰于官僚政治文化，但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其文化是以个人能力为基础的。因为华为品牌众所周知，薪酬也很好，单身的华为员工被本国人视为很有吸引力的结婚对象。但考虑到紧张的工作时间表，华为员工通常觉得和内部同事结婚是不错的选择。

　　相比一般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富士康，华为员工的过度劳动却有着相对较好的声誉。华为一名工作于北美的前任高管说，公司对初级员工非常不好，即使是华为的中层管理人员，如果深圳总部有重量级人物飞到当地来促成合同时，也要作好被排挤出会议的准备。

　　自杀在华为公司并不常见，这一点和富士康不同，当然后者有着数量更高的员工基数，超过90万。不过2008年，华为数名员工过世还是撼动了整个公司，香港非赢利性劳工权利集团发言人Geoffrey Crothall说，华为员工的压力来自于高管的配额任务，这一点和富士康不同，富士康员工是作为移民受到了欺压。他说：“华为人通常完成工作任务才会下班，他们把这称之为床垫文化。”Crothall认为这样的管理非常无情，像富士康的员工一样被逼着出人头地。

　　当然这种文化并不意味着能促使华为成为任何一笔合同的最佳人选，也没有创造出一款能够真正赢得西方客户内心的产品，华为的很多客户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华为的智能手机无法与苹果iPhone竞争，也无法与三星、HTC等其他搭载谷歌Android系统的品牌竞争。华为的低价智能手机在肯尼亚非常热销，但华为的大部分员工都带着iPhone，华为的平板电脑也没有苹果iPad那样大受欢迎。

　　华为作为新人，客户对它的陌生感使其在与地位已经稳固的欧洲对手竞争时，面临很大的困难。举个例子，李·布拉格（Lee Bragg），他掌管着自己的家族公司EastLink，当他决定在加拿大滨海诸省（Maritimes）部署无线网络时，选择了爱立信，尽管华为给出了更有吸引力的价格。他说：“华为他们看起来可能需要不停地解决问题，他们给的价格是如此大胆。”虽然如此，布拉格也没有动摇，“我们多掏了点钱买了爱立信的设备，这样感觉会更安心一些，当然也没有多掏很多钱。”

　　加拿大新兴运营商Mobilicity，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将整个网络管理外包给爱立信。